唐代刘知几所著《史通》完成于唐中宗景龙四年（710年），是中国首部系统性论述史学源流、史书体裁、史官建置、史书编纂、史家修养等问题的史学理论专著。开元十一年（723年），唐玄宗命人抄录《史通》进呈，“上读而善之”。但该著作在唐宋元均未得到应有的重视，关注《史通》者可谓寥若晨星，评论者的主要意图也在于批评《史通》和刘知几本人。由于缺乏应有的重视，《史通》一书“传世者稀”，但从明代中后期开始，情况发生了变化，《史通》受到了很多学者的重视。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史学现象。
明代的《史通》之学
研究《史通》成为一门学问是从明代开始的。史学家程千帆指出，治《史通》者虽有多家，但大约不出校雠、注释、评论这“三科”，明代的《史通》研究也是本着这“三科”来开展的。
明代最早校刊《史通》的学者是四川左布政使翰林院学士陆深。嘉靖十四年（1535年），陆深“以唐刘知几《史通》刊本多误，为校定之，凡补残剜谬若干言”，还其原貌，重新刊刻。这是现在所能见到的《史通》最早版本，即蜀本。万历五年（1577年），张之象将宋刻《史通》校对刊行，增加了730字，删除了60字，又将“曲笔”“因习”两篇补充完整，“遂为完书”。从此以后，张之象本为人们所普遍接受。万历三十年（1602年），张鼎思将家中的《史通》抄本与蜀本《史通》相对校，勘定为新本。这就是流传至今的本子。
明代评论注释《史通》的著作主要有李维桢、郭延年的《史通评释》和王惟俭的《史通训故》，还有陆深的《史通会要》。《史通评释》主要对《史通》进行注释、订误和评论。注释即对《史通》中的言语、音义、书目进行注解；订误包括指出叙述的失当和订正作者的错误。王惟俭著《史通训故》主要是将郭延年的注释重新厘正，其注释《史通》较郭延年引证更为详实。他自称除了更定“直书”“曲笔”二篇外，还一共校正了1142字。
陆深校订蜀本《史通》后采择其中他认为“精粹”的部分附入“后人论史之语”，并参之己见编纂成《史通会要》。《史通会要》不是简单地摘抄汇编《史通》中的内容，其中有补续，也有他阅读《史通》以后的心得体会。如“义例”篇论述的“史之有别”“史之有附出”是《史通》中所没有的。再如中卷的“书凡”“修辞”“叙事”“效法”“隽永”为陆深根据《史通》中的内容所汇编。此外，史馆修史、曲笔等问题是陆深引述的他人见解或发表自己的看法。
《史通会要》不仅对《史通》中的篇目“采其精粹”，而且还进行了补充唐中叶史官建置，陆深还在其中补充了宋代以后的史官状况。所叙史官名称的演变、史官任用状况、史官建置等，是研究宋元至明初史官制度变迁的重要参考资料。
明代学者对《史通》的整理和研究以及对清代《史通》学的兴盛起了先导作用。自明而后，清代何焯、卢文弨、顾千里等人均致力于《史通》研究，也都有校本行世。清代注释《史通》者有黄叔琳的《史通训诂补》，补王惟俭注所未及。而浦起龙的《史通通释》是现今所公认的古代注释《史通》最好的作品。
《史通》在明代的“良史”地位
明人评论《史通》一般都毁誉兼存。如陆深曰：“昔人多称知几有史才，考之益信。兼以性资耿介，尤称厥词。顾其是非任情，往往捃摭贤圣，是其短也。至于评骘文体，憎薄牵排，亦可谓当矣，善读者节取焉可也。”郭延年在《史通评释》中称：“约而言之，考究精核，义例严整，文字简古，议论慷慨，《史通》之长也；薄尧、禹而贷操、丕，惑《春秋》而信《汲冢》，诃马迁而没其长，爱王劭而忘其佞，高自标榜，前无贤哲，《史通》之短也。然则徐坚所云‘当置座右者’，以义例言，良非虚誉；宋祁所云‘工诃古人者’，以夸诩言，亦非诬善矣。”
应当注意的是，明人还对《史通》在评论和指导史书编纂上的成就和“良史”地位给予了充分的肯定。袁黄在其《群书备考》中指出了刘知几《史通》产生的原因。“观刘知几‘三长’之说，袁松‘五难’之说，与夫‘三等四患’之说，史其可易作哉？汉有司马迁继父谈为太史作《史记》，褚少孙补之，裴因解之，班固、苏子由讥之。班固之父彪尝续司马迁《史记》，固因之作《前汉书》，吕东莱以《左传》拟之，洪容斋以英茎咸韶比之，而范晔、郑樵讥之，虽以曹大家之补志为之羽翼，而颜师古为之注释，亦不能尽正其讹，此刘知几所以有《史通》之作也。”说明《史通》是在众家评史众说纷纭的情况下产生的一部总结性著作。张鼎思在《续校〈史通〉序》中明确指出：“要以序体法、明典要，为作史者准绳，则是书岂可少哉！夫其上自唐虞，下及陈隋，网罗千祀，贯穿百家，虽谓前无古人可矣，此徐坚所以有座右之许也。”从作史的角度高度赞扬了《史通》的成就，对《史通》的价值予以明确肯定。于慎行《史通举正论》曰：“观其《史通》所述，自三坟五典之书，南史、素臣之记，两京三国之纂，中左江右之历，亦有汲冢古篆，禹穴遗编，金匮之所不藏，西昆之所未备，莫不探厥渊源，总其体系，捃摭押阁，靡有遁形，斯以勤矣。尔其神识融洞，取舍严明，操笔有南、董之志……充其蕴藉，不足称一代良史哉！”赞扬了刘知几博采众书、评正众史的“良史之志”。
对明代史学的影响
由于《史通》一书的评释和传播，其社会影响不断扩大，明代仿照《史通》的评史文章不断涌现，何乔新《何文肃公文集》中的“诸史”，何良俊《四友斋从说》中的“史一”，詹景凤《詹氏性理小辨》中的“史学”，袁黄《群书备考》中的“史论”，胡应麟《少室山房笔丛》中的《史书占毕》，都留存了《史通》的风格。朱明镐的专著《史纠》也颇沿袭刘知几《史通》之文。这些文章中无不渗透着明代学者们对历史的理解和对史学的建议。
史家修养。刘知几指出才、学、识“三长”是一个称职的史学家应当具备的品质。刘知几的“史才三长”说被明代学者所接受，并以此来作为衡量史家优劣的标准。胡应麟在刘知几“史才三长”的基础上又加上了“公心”和“直笔”两条，认为应该客观反映历史，不因个人好恶爱憎而有所取舍。何乔新从“明”“道”“智”“文”四个方面的素质来论述任史之职。孙宜则指出作为一个合格的史家必须先有“达观大同之心”和“舍己从人之度”，然后才“可以定百代之是非裁历代之枉直”。
史书繁简。刘知几提倡编写史书力求“简要”：“夫国史之美者，以叙事为工，而叙事之工者，以简要为主，简之时义大矣哉！”主张文约而事丰。孙宜认为：“作史者岂贵于厌繁而就简乎？”主张详述始末备载史实。胡应麟对史书繁简提出了新的见解，他认为史书的“繁”“简”指的不是文字的多少，而是结构上的安排，史书文字应该繁还是应该简，应当根据实际情况而定。
史书体裁。纪传体和编年体是中国古代史书的两大基本体裁，刘知几《史通》中有“二体”一篇对此首次加以论述，这被明代史学家所认可。何乔新的《何文肃公文集》记述了纪传体、编年体史书的变迁和纲目体史书的特点。胡应麟在《史书占毕》中论述了班固《汉书》对纪传体正史，司马光《资治通鉴》、朱熹《资治通鉴纲目》对编年体史书的深远影响。
史馆修史。中国古代史馆修史肇兴于西汉，一直沿袭至清末。但史馆修史制度亦有弊端。刘知几就对监修者的“坐啸画诺”、修史者的“争学苟且、务相推避、坐变炎凉、徒延岁月”予以痛诋，转而盛赞司马迁、班固以一己之力著史。明代学者对此均表赞同，一般都认为官修不如私撰。王世贞、詹景凤、何良俊、胡应麟都认为修史必须专于一人。比如，何良俊认为自唐以前诸史，《晋书》最为冗杂，“正以其成于众人之手也”。胡应麟在《史书占毕》中指出，“史非专不可”。
如果说《史通》是中国史学史发展过程中的一朵奇葩，那么它在唐宋元以至明初几乎都是悄然绽放、孤芳落寞。明代中后期的学者们惊羡于这朵奇葩的绚丽，认识到它“考究精核、义例森严、一团光彩不可磨灭”，因而作出努力“使其全书不废于世”，将它展现在人们面前，悉心研究和传播，终使它在明代结出丰硕的果实。回望这段值得注意的史学现象，可见明代史家已经开始重视史学评论，有了对史学的总体把握意识。而这正是中国史学史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