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陈时政疏》的作者是马周（601—648年），他被称为“平民宰相”，也深受李世民的重用，李世民能够达成贞观之治，马周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。马周明于大势，擅长实务。《新唐书》中记载：马周“善敷奏，机辩明锐，动中事会，裁处周密，时誉归之”。《旧唐书》亦对他有“周有机辩，能敷奏，深识事端，动无不中”的评价。“善敷奏”“能敷奏”都是说马周的奏疏写得好，能得到这样赞誉的还有贾谊、苏秦、张仪、终军等杰出政论家；“动中事会”“动无不中”讲的是他应变的才能；“裁处周密”“深识事端”是形容马周深入剖析问题的能力和妥当处理问题的方法。马周写作政论文，在高屋建瓴的同时条分缕析，不仅振聋发聩也让人心悦诚服。与他同时代的岑文本对马周的才华很是钦佩，他说：“吾见马君论事多矣，援引事类，扬榷古今，举要删芜，会文切理，一字不可加，一言不可减，听之靡靡，令人亡倦。”
具体到《陈时政疏》这篇文章，之所以得到唐太宗的高度认同，且流传久远，是因为该文直抒己见，不事虚饰，讲清了四个重要观点。
其一，该文劝导唐太宗为政要“节俭于身，恩加于人”。李世民是杰出的帝王，然而也多欲多求，很容易导致刻薄寡恩。“节俭于身，恩加于人”无疑是对症下药的良方。马周以史为鉴，对历史大势有着深谋远虑，他回顾夏、商及两汉之所以有这延绵数百年的国祚，主要原因是“积德累业，恩结于人心”。从魏晋到隋代，昙花一现的王朝也不胜枚举，原因是“创业之君不务广恩化，当时仅能自守，后无遗德可思”。所以，君主的为政举措如果有不当之处，就很可能要面对“一夫大呼而天下土崩”的局面。马周直言：“今陛下虽以大功定天下，而积德日浅”，所以，对自身要有节俭的要求，同时对下属和百姓要广布恩泽。他还以史为证，认为是“文景之治”的俭朴之风为西汉打下了坚实的基��，倘若是穷兵黩武的汉武帝在刘邦之后继位，“天下必不能全”。接下来，马周直接指出时弊：过重和过繁的徭役已经让老百姓难以承受，造成民怨沸腾，但权贵们却招摇跋扈，奢靡挥霍。马周直接批评道：“陛下少处人间，知百姓辛苦，前代成败，目所亲见，尚犹如此。而皇太子生长深宫，不更外事，即万岁后，圣虑之所当忧也。”
其二，延续上一段结尾的话题，劝告李世民“自古以来，国之兴亡，不由积蓄多少，唯在百姓苦乐”。这里表达了马周的重要观点：国家理所当然要广有贮积，但贮积的规模大小要与当时的民力相均衡。在民众未得到纾困、大势未苏的关键时刻，国家如果仍不知民众疾苦，一味囤积财富，甚至强征捐税，反而可能导致资寇。隋朝的前车之鉴不得不查：隋朝建了洛口仓，大量囤积粮食，又在洛阳大量囤积布帛，结果祸乱一起，洛口仓的粮食被李密据为己有，洛阳囤积的布帛便宜了王世充。这段史实应该起到重要的警示作用。马周认为，“凡修政教，当修之于可修之时，若事变一起，而后悔之，则无益也”。所以为政者的见微知著、及早思变是达到长治久安的重中之重。
其三，请李世民务要“俭以息人”，以“俭”养诸王之德。《陈时政疏》反复强调“俭以息人”，强调放纵奢侈会导致更多贪欲：有地位的人、贪欲旺盛的人，就会走上歧途，贪赃受贿，招致可怕的祸患；没有地位的人不能控制贪欲，就会觊觎、盗窃他人财物，导致败家丧身。因此“奢侈是罪中之罪”。而杜绝的良方就是“俭”。“俭”不仅关系到人的品德，更关系到事业的成败。马周提醒唐太宗吸取历史教训，“动人以行不以言，应天以实不以文”劝诫李世民马上思变，立刻对“俭以息人”付诸行动，切勿对诸王“溺于私爱”，而是“预为节制”。马周认为，皇帝之子本就生于富贵，养尊处优，如果还对他们厚于宠溺，他们定会变本加厉地骄奢淫逸，危害社稷，遗祸后世。
其四，《陈时政疏》提出“天下者以人为本”的重要观点。行文的笔锋再次直指时弊，认为朝廷对很多临民官员的选拔非常草率，比如刺史就用武人，很多人是因为在京城干得不好，就把他们外放，做得越差，外放地越边远，导致那些边远地区的刺史、县令素质低下，地方治政乱七八糟，而那些“以德行见称擢者，十不能一。所以百姓未安，殆由于此”。这是当时一个严峻的现实，马周不仅看到了，而且敢于秉笔直书，更可贵的是提出了解决办法：“致化之道，在于求贤审官；为政之基，在于扬清激浊。”郡县官吏的选拔任用从来不是小事，如果想让民众安居乐业，就一定要安排贤良的官吏赴任：“治天下者，以人为本。欲令百姓安乐，唯在刺史、县令。县令既众，不可皆贤，若每州得良刺史，则合境苏息；天下刺史悉称圣意，则陛下可端拱岩廊之上，百姓不虑不安。”后世顾炎武对这个观点很是赞同：“人主苟欲亲民，必先亲牧民之官，而后太平之功可冀矣。”
